学术聚焦第12期 | 邹诗鹏：从国家民族及其认同建构看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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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于1902年提出“中华民族”概念时主要是关联于族群的，而后在延展性的表述中，先主要是汉族，至五族共和，进而至中华诸民族。梁启超从族群及民族来叙述中华民族，是要以中华民族替代华夏民族概念。华夏，因为固有的华夷之辨（华夏与蛮夷、蚩尤的区分），从而难以直接用来表述中华多族群共同体。梁启超创制“中华民族”概念时，显然是为了完成中华诸族群向国家民族的集聚（当时讨论国家民族建构实也无法撇开族群关系），但受当时排满思想以及汉族中心意识的影响，梁启超还是基于汉族表达对中华诸族群的包容，其提出的国族概念，主要还是基于汉族的国家民族意识。孙中山则是在国族意义上定义民族主义，强调“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提出汉族当“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并提出应对“次殖民地”处境的国家民族建构方略。20世纪初，诸族群之集聚为国家民族，似乎已经有了一个形式上的开端，然而日军侵华使得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陷入危殆。顾颉刚适时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坚决反对在中华民族之下以民族析分和指认各族（群）。他指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我们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但我们仍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和各地原有的风俗习惯!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顾颉刚那里，中华民族就是国族概念。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国家民族建构仍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国家建构实际上由民族资产阶级主导，仅限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因而难以普惠广大人民及国民。而民族资产阶级也易于坐实为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国族国家，不仅延续了传统的华夷之辨，而且基于大汉族主义的国族建构，在现代国家意义上更显激进。当然，这里需要廓清一个观念，不能因为早期现代中国的国族建构带有大汉族主义倾向，从而否定国族建构本身的合理性，也不能以“小民族”去排斥“大民族”。其二，对外而言，民族资产阶级受制于帝国主义，其希望中国分化或分治。国民党一直无力维持国家的独立完整，既因实力，也因其制度理念。现当代中国的国家民族建构，不能接受国民党在这一问题上的负资产。

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新中国，方有能力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现代建构作为国家民族建构任务。早在1917年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李大钊先生就不同意孙中山先生依然在族群或民族意义上定义“五族共和”。李大钊认为，辛亥革命之后即已破除中华民族内部的族类壁垒，而成就新的中华民族。“民国建立，号称五族，此实分裂之兆。予以为吾中华若欲成一统一之国家，非基于新民族主义不可。新民族主义云者，即合汉、满、蒙、回、藏镕成一个民族的精神而成新中华民族。”李大钊所说的“新中华民族”的民族，实是国家民族，也是此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提到“民族”一词时，除非有具体的语境，指的就是作为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盖因既有语境以及当时自觉克服汉族中心主义之需，中国共产党没有沿用“国族”词汇，但就其内涵而言，中华民族乃国家民族的当然内涵。其实，现在看来，也不应因为20世纪前期在国族建构上的激进化及其弯路乃至于歧路，而否定“国族”概念对于现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应有意义，在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应当适时扔掉一些本该扔掉的“包袱”。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现代建构的成功道路。中国实现了从传统的以天下体系、朝贡体制及其夷夏之别观念为主导的封建社会的民族共同体，向以中华民族认同为根本、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及其现代多民族国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转变，也初步实现了从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向自觉、自为的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转变。从国家民族的认同建构推动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乃国家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国家的人民性以及人民国家概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尤其强调的一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党章》关于中国共产党有两个“先锋队”的表述：一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锋队”，二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第二个表述将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紧紧联系起来。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并列，破除封建主义有关民族政治的王道及其朝贡体系，表征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民族复兴及其重构的抱负与使命，代之以基于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现了彻底的人民逻辑。现代中国国家民族建构之合法性，就在于国家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深刻把握并运用现代国家的人民性，才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现代中国革命从实践上实现了国家民族的统一性，即以中华民族实际地指认现代中国的国家民族。人民主体概念，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超越传统的华夷之辨、并在现代性社会关系中定义现代中国社会主体的政治逻辑。在现代中国国家民族的建构上，与马克思主义人民概念关联在一起的还有阶级理论资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用活了这一资源。在那里，马克思以“无产阶级民族”扬弃狭隘的民族、族群乃至于国族，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冲突，拓展开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强势的国家民族及其超民族国家与被剥削被压迫的弱势的中国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拓展为少数民族之摆脱大汉族主义以及克服狭隘民族主义的要求。国家民族的解放与独立，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全面发展及复兴，也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而且，由于自觉超越了大汉族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表达的国家民族观已远远超越了20世纪前期“国族”话语所承担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建构起了56个民族大团结式的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结构。在那里，与民族（族群，或称“小民族”）对应的正是集聚诸族群并与国家民族相表里的中华民族，即“大民族”，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在国家疆域内，有理由赋予中华民族以国家民族的意义，使之成为一个表达现代中国的国家民族概念。在国家民族建构的意义上，中华民族有理由作为国族，与此同时，还应看到海内外中华儿女对中华文明的深深的认同，这种融入文化血脉的同胞同根关系构成中华民族的根基，因此在肯定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同时，还应当承认其超越国家民族的文化民族意涵。在全球化时代，面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情及其内外部问题时，使用中华民族概念，具有更大的合理性与指涉性，能够更好地集聚海内外中华儿女，中华民族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与社会团结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优于“国族”概念。

“大民族” （国家民族，Nation或State Nation）与“小民族”（族群，Ethnic Group）有必要区分开来。尽管两个概念都是从希腊语Ethnos（风俗、族群、民族）而来，不能仍以古希腊时代的族群及国家形态来分辨国家民族与族群，古希腊雅典城邦人有其民族称谓（雅典娜），但还不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国家民族与族群的区分，发生于民族国家出现以后。其中，Ethnic Group（族群）还是指自然共同体，而Nation则是指政治共同体，在民族国家语境中，Nation就是Nation State（主权国家、领土国家）意义上的民族，即政治意义上的国族。而且，当作为自然共同体的民族（此前表述Ethnicity），一旦用来表述State Nation（即指国家民族）时，其中，Nation是政治民族，而非族群。Nation State实是“国族国家”，而非通常所译称的“民族国家”，更不是“小民族”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国家民族（State Nation）显然超越了作为族群的Ethnic Group，Nation实是State Nation。据此分析，中华民族概念显然是“大民族”即国家民族。如前所述，顾颉刚先生当年所谓“中华民族是一个”中的“一个”，指的就是“大民族”，费孝通先生所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一体”，也复如此。

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套用西式民族国家及其多国族国家逻辑来把握作为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西式民族国家逻辑，传统的说法是单一民族国家（Single Nation，Single State，实是“单一国族国家”）。在那里，单一的族群意义上的民族直接成为国家民族，进而构成单一的国家形式。现代中文语境最早从日本引入民族概念时，就注定会受到民族以及民族国家概念的困扰。日本是一个由大和民族组成的单一民族国家或者说国族国家，而现代中国从日本引入民族概念时，实际上是强化了大汉族主义及其“汉族中国”意识，这不利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代重构。相当一段时间里，孙中山等尝试用西式民族国家框架理解中国的国家民族建构，但很快意识到其单一的国族概念并不适应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国情，于是转向“五族共和”以及拓展至中国境内诸民族共和的理念。以西式单一民族国家来把握中国多民族国家传统及其现代重建，从根本上说来就是错误的。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能套用西式多民族国家，更不能套用多国族国家（Multi-nation State）。多国族国家的出现，既可能是主权国家内部国家民族建构与政治民族冲突矛盾的结果，也可能是西方民族国家之间主权及疆域不断变化的结果，还可能是跨境民族或民族大规模流动迁徙改变既有民族国家状态的结果，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主权国家尚未完成对域内民族的整合，从而出现了民族的国族化趋向；通过民族自决等方式，又使得民族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属性，从而产生了多国族国家。多国族国家并非常态，对于现代社会政治秩序而言，多国族国家的脆弱性与危险性显而易见。尽管多国族国家必然会强调国家认同的一体或一致性，但其出现本身就蕴含着国家的分裂风险。如苏联直接就是作为多国族国家的加盟共和国解体。近些年，英国正在经历脱欧背景下的国族自决，前途未卜。另如南欧一些国家以及缅甸等，其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接受了多国族国家，但近些年来已经深陷纷乱与分裂危机。美国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类型的多国族国家，美国一直以来凭借其帝国主义力量应对域内不同国家移民的矛盾，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以来，美国国内种族问题乃至于族群分裂日益加剧，并不断向外部世界转移。

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重大特征，就是其多民族既非单一国族国家意义上的，更非多国族国家意义上的。将中华民族多族群中的任何一个族群或民族看成是单一国族，都是巨大的谬误，中国不是单一的民族国家，无论其中的民族是自然属性的族群还是政治性质的国族。就自然族群而言，还不是民族国家，而就政治性质的国家民族而言，又只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但中华民族共同体却也还不能直接被看成是西式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家民族。中国有族群，也有民族，但与西方民族国家中的民族与族群有别。在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中，中国由自身的天下体系、王道治理、朝贡体制以及夷夏之别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欧亚大陆巨大的东亚地缘下，在以黄河文明为中心展开的文明辐射圈中，形成了一种迥然不同于西方宗教冲突及其民族隔离的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传统。不同于已经消失的各种古代文明及其民族传统，不同于处于流变并衍生西方诸多文明类型的古希腊文明以及古希腊民族，也不同于南亚古印度文明及其民族样态，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五千年中华文明渊源及其生成演进、绵延持续的结果。就此而言，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有理由作为国家民族，与美利坚、俄罗斯、法兰西、德意志、不列颠、意大利等并存于世，但中华民族之作为国家民族的建构，又有着与西方单一民族国家以及晚近以来的多国族国家不一样的政治逻辑。

在从天下体系转变为现代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在应对西方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地半殖民地模式带来制约的过程中，中国延续并发展了中央集权的治理传统。现代中国不可能是多国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已经规定了中国既不是单一的民族国家，也不是多国族国家，而是以中华民族为国家民族认同的、主权独立的多民族国家。共和国不是合众国，显然只有一个国家民族的认同，必然不是多国族国家，这本身就是讨论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大底线。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代重构，也有效地避免了陷入西式单一国族国家与多国族国家在民族团结方面的困扰。在国家治理的意义上，中华民族就是中国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概念。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表明，其现代国家的建设，必然要求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与国家民族的建构高度统一起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中华民族获得长治久安的基础与前提，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之现代建构的基础与前提。

叁

在当今建构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应把握两个背景：一是改革开放的总背景，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具体现实背景。总的说来，国族认同的加强是当代人类社会的总体趋势。在安东尼·史密斯看来：“在当今世界，被我定位为民族（实是国族，引者注）认同的这种现象，的确比其他的集体性文化认同拥有更有力和持久的影响”。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及参与经济全球化，也促成了开放格局下中华民族的流动性传统的释放，并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面向国家民族的重构。但新自由主义及全球资本主义的国际空间，以及国内各地区、各民族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也使国家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之现代建构面临新的困扰及挑战，尤其随着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以及西方右翼反华势力的肆虐而进一步加剧。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面向国家民族的建构实际上是一项紧迫艰巨的政治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对于发扬中华民族的互市互动及其交往交流交融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史上，中华民族内部交往的基本方式不是排斥隔离或冲突对抗，而是互市互动以及由此展开的交往交流交融。什么时候这一基本传统得到保持，民族关系就好，中华民族整体就呈现和谐景象。反观域内民族关系出现紧张，多是在交往交流交融传统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团结传统遭受影响和破坏之时。尽管因为资源占有及其依赖关系的差别，周边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有时不得不通过强力方式获取资源，但互市的经济交往方式及其形成的交往交流交融传统，构成整个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生的主流传统。在政治文化方面，则形成了维持整个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秩序的王道及其朝贡体系，既传承和强化了中原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互市传统，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周边少数民族传统及其多样性的延续与发扬，并不断巩固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明认同，反过来也不断巩固中华民族互市互动的基本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废弃了传统中国的朝贡体系，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民族平等观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相对封闭或被动封闭的国际条件下，有效地实现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其流动性，激活并强化了各民族的互市互动传统，使得民族问题合理地提升和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因此，我们党一再强调，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一个国家民族越是发展，就越有理由放下甚或甩掉先前背负的民族问题包袱。在民族发展问题上，市场应从属于国家安排，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民族以及国家民族建构上的表现，这当然不是否定市场价值，而是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处理好市场与国家的关系。从实际进程看，国家致力于推动西部大开发，实现东西部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使得民族问题有效纳入国家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并取得实效。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更是全面部署打赢脱贫攻坚战，使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上了新的台阶。

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立足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也积极地参与、借力并助力于经济全球化。正如中华文明曾经发挥过的巨大的世界经济效应一样，经济全球化，本身也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条件。经济全球化需要有相对足够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也只有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各国家民族才能真正做到以发展解决民族问题，这应当是20世纪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形成的宝贵经验。邓小平于1985年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实际上也为改革开放条件下积极应对和利用经济全球化以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提供了基本方略。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开放格局下中国国家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再次推进的经济全球化又具有一种消解或疏离民族国家的倾向，对于中国的国家民族建构具有较为明显的负面效应。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空间，实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以及全球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还是以西方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及其超民族国家（新帝国主义国家）来回应并消解非西方的国家民族以及市场对国家的从属关系，甚至明里暗里将西方已经扬弃了的单一国族国家逻辑施加给非西方国家。无论是从国家建构理念还是发展博弈上，西方新自由主义均乐见并有意促成非西方多民族国家的分裂与解体。事实上，改革开放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直伴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在国家民族建构问题上对中国的施压与合围，西方一直在利用民族话语诋毁中国，但中国以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以及政治智慧防范化解了其间可能出现的风险。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随着中国愈加深入全面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及其形成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越来越不能正确地看待中国发展，并逐渐强化了与中国的对抗性，在有限全球化的态势下，已经出现了“逆全球化”走势，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当下更是进一步显现为“去中国化”逆流。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越来越频繁地拿新疆、香港说事，有意使民族问题敏感化，有意离间和分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国内而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族及其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制约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及向心力的进一步增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互融，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才能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思想保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夯实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思想基础，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基于此，新时代的中国有理由将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建构，与国家民族及其认同建构结合起来。

其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当今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主体基础。有理由对大国发展格局下中华民族空前团结的基本态势有一种评估与自信。今天的中华民族，深受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成果的影响，中华儿女均是中国伟大成果的创造者与守护者，也衷心认同中国道路。国家民族的建构，也应积极稳妥，有必要克服某种激进的民粹主义与大国族主义倾向。但理性的并且有益于域内诸族团结的国族认同建构，又是十分必要的。面对新一轮的国家民族或国族国家复兴的态势，更有必要自觉地展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从特朗普时代“去中国化”态势的逆全球化，到拜登时代渐愈明显的所谓建构以规则为基础的新全球体系，实际上都表明传统民族国家的复兴态势，全球化正在步入“有限全球化”，其一大特征是西方向民族国家及超民族国家样态的复原，针对中国的打压态势也越来越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建构，不仅是为了维护中国的稳定，也是在一个有可能激化的全球化格局中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基础。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在人类文明的正道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引导各族群众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既应纳入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进行理解，也是建构积极有为的中国国家民族的基础性理念。已走过百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更有信心通过国家民族的建构推进现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其二，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建构，关键在于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的认同建构。尤其要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这一意识，才有可能形成真正的国家认同。我们一直强调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不过，对于国族认同而言，恐怕还应强调一体多元，即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一体前提下的多元，民族或族群多样性，其现代合法性从国家认同前提下延展开来。如果共和国建立时的基本逻辑是从族群多样性到国家认同的转换与提升，那么，在共和国建立前提下的逻辑，则是承认一体前提下的多样性。在这里，国家认同是前提，国家也有理由与国族区别开来。国族这一概念，主要还是侧重于族群向国家的集聚，但国家的理路不只是族群的集聚，还包含政治、社会、文化各个层面。西方话语总是将中国的族群问题与公正、自由、平等、人权等混为一谈，仿佛提到民族问题，就是“中国不够讲人权”的典型，这显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表达，是意在抹黑中国民族问题的话术，应当予以破解。

民族问题的解决确实应当有法治建设的基本思路，但不能将民族问题仅仅看成是法治建设问题。一方面，民族问题当然要纳入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伦理社会建构，法治社会的那些基本价值（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虽然并不与民族发展的价值相矛盾，但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用法治社会的一般价值来抽掉民族发展的价值。另一方面，要强调民族实践的法治建设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内在关联性，在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时要做到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民族区域自治也包含着以民族的区域化思维去理解和处理民族或族群问题。

其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总和。改革开放以来，庞大的海外华人凝聚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中华民族集合体。今天讲的中华民族，不只是域内的14亿中国人，而应当是指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总和。今日海外华人华侨6000万，分布于近200个国家与地区，遍布世界各地。在这一意义上，中华民族除了作为归属（Belonging）而表现为国籍身份的国家民族，还体现为族裔认同（Identityof Motherland）关系。海外华人并没有国籍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身份，但却有族裔认同上的中华民族身份。一般而言，跨境民族或跨界民族，即使已获得住在国国籍，但依然保有其祖地（国）的民族认同及其文化身份。由于中华民族艰难曲折的近现代命运以及华人在海外的实际地位，使得海外中华儿女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根深蒂固，更愿意从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人”，不仅是指具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也是具有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祖地（国）意识及其认同的“中国人”，这两者需要区分开来，不能通过肯定前者来否定后者。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民族的积极建构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其不仅使得具有本国国籍的国民增强爱国主义及其国家认同，也应该促使他国国籍的海外同胞侨胞增益对祖国的认同。以国家民族建构推进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不能限于国籍范畴。在认同于而不是归属于现代中国国家的前提下，不能限于国籍定义中华民族的认同。祖国富强文明，只会增强海外华人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与自信。

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事实，正是海内外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并作为一个巨大的群体全面分享中国改革开放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红利。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上升以及美国自身深陷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一些西方政要尤其是右翼人士，掀起了所谓逆全球化战略，制造了种种恶意打压中国的战略，而对中国的遏制，也不知不觉间演化为对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敌视与排挤。西方右翼势力显然不希望看到一个作为血缘关系共同体且广布于全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因惧于这一共同体对于现代中国的巨大内生性及其集体意志与力量，所以在具体政策上越来越倾向于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打压。正因为如此，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合力抗击由一些西方力量掀起的逆全球化潮流，争取世界人民对中国发展的理解与认同，共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应成为当今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任务。